当政府和军队开始收紧酒消费之后，茅台为代表的酒行业股票大跌，近日，解放军报发文说《不喝酒并不伤感情》，意思是军队不要将喝酒当做拉近关系和感情的一种行为。
酒文化好像被认为是中国的古韵之一，但中国的人均酒精消费其实并不高，清朝时的传教士就发现，中国人有酒士但无酒鬼，餐酒传统不显著，酒桌文化很醒目，大家会凑热闹，一起故意将人灌醉。但自己没事吃饭不会抿个小酒。即使现在，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酒精消费依然不是“强国”，主要原因是没有餐酒传统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，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年人均消费酒精大约4.21升，美国酒精消费是8.44升――这在全世界也是一个很一般的水平，但足足比中国高了一倍。
全世界最高的酒精消费水平都是有着餐酒文化传统的国家，比如俄罗斯是11.03升，捷克高达14.97升，法国德国奥地利和白俄罗斯是一个层级，大约都在11升附近，连亚洲的韩国都有11.8升。很显然，高丽人的餐酒文化传统比中国要高，当然有人说，因为韩国人冬天冷的时间长，需要没事来点小酒御寒。但是暖和的泰国有6.37，非洲的尼日利亚和乌干达都有9.78和10.93。总的来说，我认为，中国人其实是不好酒的。
中国人不好酒的另外一个证据是女人的酗酒率，这个数据基本可以证明一个国家是否真的爱喝酒。日本、泰国和韩国的女人酗酒率都比中国高。女人的体内水分比男人少，在饮用同量的酒精后，女人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会比男人高，所以女人如果真的爱喝，她们有着比男人更高的酒精依赖。女酒鬼出产比较多的国家，基本上都是餐酒文化非常盛行的国家。
另外一个试验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所做的调查，他们对华人移民到加拿大之后的酒精消费感兴趣，发现跟国内相比，这些中国人的酒精消费大减，降低幅度甚至高达70%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些中国人在国内都是有身份的人，应酬很多，但搬到加拿大之后，没有多少熟人，适应了国外那种不咸不淡的人际关系，酒桌减少了很多，跟在加拿大的韩国人不同，他们又没有餐酒文化传统，所以导致华人移民的酒精消费量大减。
虽然中国人不好酒，但是爱劝酒，没有像俄罗斯一样盛产大量酒鬼，但盛产大量居心叵测的劝酒士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。跟俄罗斯人相比，大部分中国人其实不觉得酒是好东西，不需要抢着喝。那么为什么爱劝酒呢？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“伤害性建立社会资本”的游戏规则，这可以算是一种“投名状文化”：你必须通过某种伤残自身的方式来显示诚意，如果双方都显示诚意，那么就一起醉吧！
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曾经描述过多种社会资本建立的途径，比如同一宗教、同乡同口音、同一幼儿园的家长……但是他没法想象到有一种“酒精侵害性社会资本”的文化，如果不能喝酒的人愿意冒着头疼脑裂风险醉酒一场，那么他是值得信任的，或者进入了诚意的门槛。
中国社会长期是层级社会，是没有个人主义传统的，个人必须社区化或者官僚科层化生存。对于底层人来说，他们需要某种身体上的受损付出以获得信任，而对于高层来说，他们顾忌的是面子，但愿意用自己的“出丑”来获得信任。那么酒桌的酒精文化则完美地满足了这两点，酒精既可以伤害人的躯体，同时醉酒也容易出丑，酒精是一个完美的“统筹物”。在当下中国，军队是最严格的等级化组织，而商场官场则是科层化社会，乙方有求于甲方，下级献媚于下级。而在酒桌文化之后，中国人是厌恶喝酒的，他们大部分不愿意将酒精延续到家庭餐桌。
几乎餐酒文化传统都有限制酒精的各种文化或者势力，比如宗教。正儿八经的宗教基本上都是禁酒的，认为酒精消费是有罪的，虽然基督教有圣餐酒，那是一种缀饮，将酒看做是耶稣的血。伊斯兰对酒的禁止更是严酷，甚至严厉过猪肉的不洁。印度教也是讨厌酒的，但因为有“酒入”的传统――韦陀医学认为酒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作为一种治疗的辅助，但印度教总体上是否定“酒入”以外的饮酒；就连鼓励多妻制有点淫荡色彩的摩门教也是限制酒精消费的。
事实上，中国一直以来没有对酒精限制的文化，本土的儒家没有道家没有，连中国改良的佛教在唐朝鼎盛时期，都没有向全社会推广禁酒的立场。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本质上不好酒，酗酒不是个大问题，也没必要禁酒。中国人将酒作为“伤害性建立社会资本”的手段，中国人的白酒并不好喝，但是却热衷提高至与身体素质不匹配的烈度水准。中国的酒传统是一种有点变态的“社交江湖机心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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